烟10元／盒，酒30元／瓶，彩礼不超过6万元……记者近期在中部农村地区采访发现，与过去农村铺张浪费的宴席、节节攀升的彩礼形成对比，一些地方施行的婚宴彩礼清单开始呈现出一股节俭新风。
记者近日在河南台前县后方乡后张村采访，村民张西远、张宪全、张树建家春节期间选择在同一天办喜事，3家竞相节俭办事，却不失热闹喜庆。
“烟和酒都准备好了，又退换了。把30元一盒的烟换成了10元的，50元一瓶的酒换成了30元的。”张宪全说，儿子张景圆结婚恰逢当地“喜事新办标准”出台，乡、村干部前来做工作，鼓励一切从简，婚礼当天烟和酒就省了1000元。
除了婚宴从俭外，张西远儿子张鹏订婚的礼金也少了很多。民间媒人方月香告诉记者，以往结婚前的“换手绢”、正式订婚等环节分别需要6.6万元、“万紫千红一点绿”14.8万元彩礼，现在彩礼总共6万元。
2016年11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下发文件，要求把反对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当月，台前县出台河南首个《红白事标准参照指导意见》，引导性规定彩礼总额控制在6万元以内、喜宴酒席控制在10桌以内、每瓶酒不超30元。
记者采访发现，除了河南一些地区，作为全国移风易俗试点省份的山东、陕西积极推行喜事新办、厚养薄葬，普遍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建立起红白理事会等；湖北省每年安排1000万元，用于奖励村红白理事会，并对红白理事会成员进行轮训。
“红事标准谈，为民减负担”“女大当嫁人生事，莫把彩礼当门面”……台前县清东村村医乔新河喜见婚事变化，创作了一首《岳母大人咱把彩礼谈》的歌曲，很快以Rap形式火遍微信朋友圈。乔新河说：“政府这事儿兴的可不孬，给庄稼人省了不少钱。”
农民对节俭新风拥护的背后，是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受攀比铺张风气影响，出现天价彩礼、铺张宴席等不良风气，已成为农民难以承受之重。
据台前县文明办调查，过去农村结婚有80％得向亲戚借钱或借高利贷。该县文明办主任蒋坤说：“辛辛苦苦一辈子脱了贫，一夜之间又返贫。既让农村老人负债累累失去晚年尊严，也牺牲了年轻人的创业基础。”
实际上，农村彩礼节节攀升是近年来才凸显的新现象。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刘成良在赣南农村调查发现，当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彩礼才1000元多点，到2005年左右为一两万元。此后一路上涨，2010年达10万元左右，2013年前后涨到15万元至20万元。10年间农村彩礼涨幅超过10倍。
除了天价彩礼之外，铺张的宴席、沉重的人情，同样让农民有苦难言。
在湘北一些农村，办酒席风气较盛。其中以祝寿收礼花样最多，36岁可以办寿宴，逢整五、整十也能办。这样一来10多年里仅此一项就可以收礼4次，可谓“三年一小贺，五年一大祝，十年一隆庆”。不仅如此，随礼的方式上也不断“推陈出新”。例如，给老人办寿宴或丧事，如果老人有3个儿子，参加者竟需要给兄弟3人一人一份礼金。
随着人情往来风气加重，收礼名目多、随礼金额高在部分农村地区越演越烈，“人情债”陷入恶性循环。农村还形成了很多俗语：“人把人皮披上，不赶人情是不行的”“人情不是债，头顶锅来卖”。
农村地区流行的一些不良风气，透支着农民家庭的财富，消解了贫困治理的长效成果。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加强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引导群众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陈规陋习。
专家认为，表面看，农村红白事奢办是攀比心理等因素使然，但深层次折射的是乡村治理在某些方面的缺位：一方面，基层党委政府觉得，红白事铺张是农民自发形成的“风俗”，政府引导是越俎代庖；另一方面，部分地区农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自治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河南辉县市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认为，移风易俗关键在发挥村民自治。“既要有行政引导营造‘软环境’，也要有村民自治制定‘硬杠杠’。”他建议，要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引导红白理事会、民间媒人对农民进行“自治式”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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